Papers by Ming-Feng Liu
Based on the three essays in the present issue, this introduction aims to offer a key for the sea... more Based on the three essays in the present issue, this introduction aims to offer a key for the search of breakthrough in the 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 by constructing a table with two axes, the unity of analysis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actor. Therefore, the table not only positions the three essays, and explains their contribu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field,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reflexivity in the 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 This academic enterprise concerns the immigrant, which stands at the core of political debate. Moreover, it concentrates on the Chinese whose identity is particularly delicate because of China's dramatic fall and remarkable rise in the modern time. As a result, the reflexivity offers a key to face the nationalist sentiment, against and for China, and plays a role for a better communication, both in science and in politics, in a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world.
由於青少年施用K他命的比例在這幾年來有明顯上升的現象，多位立法委員再三提案要求將K他命自原本的三級毒品提升為二級，藉此對K他命之施用者處以刑責，進而改善社會秩序與風氣。然而，對於立委們一再地案，... more 由於青少年施用K他命的比例在這幾年來有明顯上升的現象，多位立法委員再三提案要求將K他命自原本的三級毒品提升為二級，藉此對K他命之施用者處以刑責，進而改善社會秩序與風氣。然而，對於立委們一再地案，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在二年間（2011至2012年）共八次否決了這個提案。針對此一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政策緊張，本文以立委們對於K他命之升級案的論述為研究的焦點，指出這些言論雖然是生成於民主轉型之後的政治場域，但卻也表現了民主轉型之後的威權遺緒，本文分析了國、民兩黨對於這些語言的使用之不同。除了在具體個案上的分析之外，本文還試圖透過此一個案了解民主轉型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並對第三代之「道德恐慌」理論進一步討論。本文提出，民主化作為一種文明進程，生成了減少國家暴力使用（去刑化），但也是反文明進程（入刑化）的道德恐慌生成的沃土，提供民主轉型後的威權遺緒發酵的機會。
在2014年的縣長選舉裡，金門出現了意外的結果，不僅李沃士前縣長
以非常懸殊且與選前預測完全相反的結果未能連任，過去經常用來解釋金
門選舉的宗族動員模式也失效了。對於此一現象，本文以選戰期間具關... more 在2014年的縣長選舉裡，金門出現了意外的結果，不僅李沃士前縣長
以非常懸殊且與選前預測完全相反的結果未能連任，過去經常用來解釋金
門選舉的宗族動員模式也失效了。對於此一現象，本文以選戰期間具關鍵
性地位的BOT案爭議為研究對象，除了解釋何以短時間內選情翻盤，也
提出了分析人與土地之間情感的架構：首先透過牟斯的三方交換模型，在
「社會—政治—自然」間的關係裡解釋土地對於社群安全感之生成的重要
性；其次，再發展出人對土地的兩種情感模式的理念型，即「我群—他
者」的二元模式，與在兩者之外再加上個具權威又能生成信任之第三角的
三角模式，並發展了人對土地之態度的四種理念型：鄉愁、族產、公共空
間，與商品；接著，配合金門社會強調經濟的慣習，再提出「道德經濟—
市場經濟」的對比作為分析架構，並在具體層面上指出民主轉型與戰地政
務的解除，使得「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逐漸生成。據此，即指出了
反BOT案的運動，與反國民黨與李沃士陣營結合，其中有的從政治道德所
衍生的公共空間來批評BOT案，也有從「道德經濟／在地性—市場經濟／
非在地性」的隱喻裡，以族產的符號來挑戰BOT案，並在選前最後階段翻
轉了選情。此一事件再現了民主轉型過程中所生成的「以政治為中心之道
德視域」，逐漸發展出人們對公共性的興趣，並建構了行政機構的「系統性信任」，它使得當地民眾對「道德經濟」裡的「社群」想像，逐漸由
血緣上宗族轉化為地緣上的行政單位，也就是金門。換句話說，此一系
統性信任的發展，不僅使得金門人的情感模式從二元向著三角轉化，也
解釋了宗族動員逐漸失去效力的原因。
金門的戰略特殊性，不僅是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最前線，其自明清以來即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並內政的層面上表現出特別強烈支持藍營的投票行為，與對兩岸政治的高度敏感性：2006年11月，當時的縣長李炷烽... more 金門的戰略特殊性，不僅是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最前線，其自明清以來即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並內政的層面上表現出特別強烈支持藍營的投票行為，與對兩岸政治的高度敏感性：2006年11月，當時的縣長李炷烽在議會中提出了「一國兩制試驗區」的主張。有鑑於此，本文以金門作為地緣政治研究的對象，並從中反思地緣政治學的西方現代性。於是，文章由三個主題所組成，並以文明歷程的概念貫穿其間：首先，作為知識社會學地重新詮釋古典地緣政治學，並從中抽離出「西方現代性」的內容—即國家中心、經濟決定論，及地理決定論；其次，作為分析架構地發展出「道德的地緣政治學」，在「中心—邊陲」的關係中，了解不同的「空間」在經過文明歷程的「時間化」後，對政治及經濟兩種「道德視域」不同強度之偏好的原因；最後，則應用在金門的個案上，先從長時段的視野指出此一空間之所以具有反思西方現代性的潛力，及其在「中心—邊陲」及「政治—經濟」的關係裡，涵養出特別重視經濟道德的慣習。接著再從後冷戰及民主化的形勢裡，說明此一歷史重大的結構性變遷，使得金門得以有機會表達在地的利益，唯參照著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金門之投票行為及「一國兩制試驗區」的主張，不只再一次表現了它對經濟道德的執著，也是對政治道德的反抗。在反思古典理論、發展道德的地緣政治學，及對金門個案的應用等三部曲之間，本研究希望藉由在「西方—非西方」的對比裡，以現代性為基礎地對話，發展一個能為地緣政治學提供科學知識的累積，並提供倫理溝通的本土地緣政治理論。
This paper aims at illustrating that it is a critical moment for the translocal community of Quem... more This paper aims at illustrating that it is a critical moment for the translocal community of Quemoy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price of land in their hometown has risen dramaticall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and is like the Achilles he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ocal community of overseas Quemoy immigrants. When land is well protected, the diasporic solidarity grows energetically, and nourishes the translocal community; when it is badly damaged, the translocal affections might wither, and lead their community to an end. After explaining the reason why the land stands a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people of Quemoy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will establish an ideal-type to explore the way people perceive their attachment to the land. This ideal-type of land attachment is constructed by two axes, which are Erich Fromm's " to be " and " to have, "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 individual-community " metaphoric contrast. To be and to have being two essential forms of human bonding, the " individual-community " contrast refers to the civilizing process, and the tension of human bond with an " object. " Accordingly, land is represented as inspiring nostalgia, as a public sphere, as capital for speculation, and as communal property; these are the four ideal-types of attachmen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orm of land attachm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since the end of martial law in Quemoy, and the study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land attachment will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translocal community.
隨著冷戰結束之後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種種有關戰前之「亞洲主義」的論述，也突破了戰後的禁忌，再度成為討論的主題。藉由孫文在二十世紀被所發表的「大亞洲主義」，這篇文章首先表現了中國對於亞洲主義的主義... more 隨著冷戰結束之後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種種有關戰前之「亞洲主義」的論述，也突破了戰後的禁忌，再度成為討論的主題。藉由孫文在二十世紀被所發表的「大亞洲主義」，這篇文章首先表現了中國對於亞洲主義的主義，不僅具有中國特有的華夷秩序觀，同時也動態地表現了它在世紀初與日本競爭霸權的意圖。其次，孫文的大亞洲主義雖然仍具有前現代的華夷秩序觀，但也逐漸地現代化，而其中所呈現的「東亞現代性」，則表現了三個特質，即「非線性的史觀」、「關係中的道德競爭」，及「文化高於自然」等。
在第三波民主潮裡，新加坡並沒有出現民主化，或至少沒有出現重大的政治轉型，不過倒是提出了「亞洲式民主」，引起了學界與政界的注意？這一篇論文主要想回答的是，對新加坡來說，「亞洲」為什麼可以作為論述正... more 在第三波民主潮裡，新加坡並沒有出現民主化，或至少沒有出現重大的政治轉型，不過倒是提出了「亞洲式民主」，引起了學界與政界的注意？這一篇論文主要想回答的是，對新加坡來說，「亞洲」為什麼可以作為論述正當性的符號？ 因此，本文將分成二個部分：第一，「亞洲」這符號代表了什麼樣的價值體系； 第二，此一以「亞洲」為中心的價值體系，為什麼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會在1980
年代之後，以之作為正當化的論述？就上述的問題，本文認為國際政經結構的改變，促使人民行動黨根據先前已經逐漸鬆動、位移的價值階序—「維多利亞價值」 v.s.「儒家價值」—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以往之「西方vs.亞洲」的架構，而「亞洲價值」也隨之出現。於是，「亞洲」首先是一套對比於「西方」而存在的價值體系；其次，自1970 年代之後，隨著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亞洲」這
符號也跟著涵養了正恩的意義；最後，1980 年代開始，由於國際社會對民主化的關注，沒有政治轉型的新加坡，遂自「亞洲價值」的論述裡，進一步提出了「亞洲式民主」。如此一來，不僅緩和了民主的要求，也可以在全球化的時代裡，繼續其發展主義的政策，藉以提高政權的正當性。
在1995年5月18日行政院院會中，通過了「金門國家公園」的成立。在該院會中，也決議以「金門國家公園」的名稱取代了原有的「金門戰役紀念國家公園」，雖然在名稱上消減了「戰役紀念」的性質，但「維護戰... more 在1995年5月18日行政院院會中，通過了「金門國家公園」的成立。在該院會中，也決議以「金門國家公園」的名稱取代了原有的「金門戰役紀念國家公園」，雖然在名稱上消減了「戰役紀念」的性質，但「維護戰役史蹟、文化資產為主」仍是其核心的功能。於是，當金門國家公園成立之後，必然與其它國家公園一樣地會有「限制開發」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維護戰役史蹟」與「文化資產」的特殊性，因此還與其它國家公園有所不同—筆者稱之為「創造性發展」的空間。本文將以金門之戰地空間之「文化化」為題，並聚焦於金門國家公園之設置及其規劃，特別是其中之空間的使用，說明此一「文化化」的主題。文章將指出，在戰地政務結束之後，金門的空間發展必然有所調整，因為不僅需要面對地方政府及民眾對開發的要求，還要呼應觀光在全球化時代裡中的高度價值。文中將透過「文化化」之「協商」與「創造」的歷程，即藉由「空間之使用的創造性發展」，來說明金門國家公園是如何一方面能夠以「國家」為名，阻絕、強制「空間」的「去經濟化」，另一方面又能面對在地及全球「社會」之經濟邏輯，對於戰地空間在後戰地政務時期裡的「再經濟化」。筆者將指出，「文化化」並不是一個單一線性及去脈絡化的概念，而是個充滿協商與創造性的歷史過程。
認同的建構本身是個對我群道德化，或污名化敵對他者的過程。道德化或污名化所參照的道德視域，在不同的時期裡也就有不同的內容。本文藉著蔡培火、牟宗三及龍應台對中國的想像，來了解台灣社會在建構認同之際，... more 認同的建構本身是個對我群道德化，或污名化敵對他者的過程。道德化或污名化所參照的道德視域，在不同的時期裡也就有不同的內容。本文藉著蔡培火、牟宗三及龍應台對中國的想像，來了解台灣社會在建構認同之際，所參照之道德視域的內容及其變遷。透過他們的作品，自日治時期到民主鞏固期間，對中國的想像可分成四個時期：(1)、日治時期裡以「友善的東方化他者」來想像中國，其道德基礎是「參照於現代性的社會道德」，即不同於列強的軍事擴張，中國是個愛好和諧與和平的悠久文明；(2)、國民黨威權時期裡的中國是個「東方化的自我」，而以「參照於現代性的經濟道德」來想像，即儒家倫理與新教倫理一樣有效，甚至更有利於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發展；(3)、民主轉型期裡的中國是「敵對的東方化他者」，參照著「現代性的政治道德」來想像，這使得中國對台灣的主體性與民主自由來說是個威脅；(4)、民主鞏固之際，中國是種「東方化的多元想像」，除了是威脅，也是全球化時代裡的世界工廠與市場。本文指出了不同時期裡對中國的想像，是參照著現代性的不同面向，而了解了其間的內容與變遷的方式，不僅可理解台灣當下的認同處境，而有助於社會的溝通，在理論上也可消解原生論與建構主義的對立。
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土地儼然成為了解當下政經運作及其衝突的關鍵，而金門更因為特殊的歷史社會因素，從而密度更高地表現了附著在土地上之「商品化—去商品化」的緊張與衝突。本文試圖藉由「道德經濟」的概念，... more 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土地儼然成為了解當下政經運作及其衝突的關鍵，而金門更因為特殊的歷史社會因素，從而密度更高地表現了附著在土地上之「商品化—去商品化」的緊張與衝突。本文試圖藉由「道德經濟」的概念，來理解戰地政務前後的金門，其地權治理之道德形式的內含及其變遷。藉此，本文除了藉由地權來呈現金門社會的「現代文明歷程」（civilization process）之外，更重要的是呈現土地在人類社會中的特質，並透過此一特質在當下新自由主義時代裡的情態，掌握目前台灣社會的衝突形式。筆者首先將指出，土地自古以來不單單是社會生活中具有支配性的稀有財，也是創造社群性的基礎，因此地權的治理即經常處於「社群—個人」 的緊張之中，並具有道德經濟的性質；其次，現代文明歷程的發展使得地權治理的模式出現了結構性的轉變：產權觀的個體化，加上對於公共性的創造，使得地權在國家的介入下，得以強化地權治理中之「佔取性」，也就是對於土地的私有化；再者，即落入金門的的歷史社會脈絡，不單單區分出三個時期：1949年之前的現代早期、1949年之後的戰地政務時期，以及1992年之後的後戰地政務時期，也指出了金門社會之特殊性，即在於它高強度的「混雜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時間相對短地表現了「國家—地方—全球」的互動；接著，本文將指出，在面對市場及國家強悍地對於土地之「私有化」的操作，「公共性」生產及在土地買賣中的「報應」與「污名」，是其中最常見的兩種回應模式：國家在前者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後者則是來自於民間對個人佔有的譴責；最後，即根據金門社會對地權治理中的「社群—個人」的緊張，說明道德經濟的存在及其在現代世界中的社會基礎。
如何以正當性來解釋民主轉型及認同的變遷，又如何從體制與認同的變遷，來呈現正當性的動態?本文認圖以道德視域來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道德視域將藉著對中國及台灣的想像來呈現，因為它再現了「中國--台灣... more 如何以正當性來解釋民主轉型及認同的變遷，又如何從體制與認同的變遷，來呈現正當性的動態?本文認圖以道德視域來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道德視域將藉著對中國及台灣的想像來呈現，因為它再現了「中國--台灣」之二元象徵形式的正當性。民主轉型與認同變遷所代表的是威權時期之「中國在上、台灣在下」的象徵形式出現了翻轉，而兩個象徵的道德可欲也同步消長；其次，可欲性的變化，是由於評價中國及台灣時的道德視域不同所致。變化，是由於轉型前後--即威權晚期、民主轉型及民主鞏固三個時期--「親近於中國」與「親近於台灣」的兩個社會空間，對「中國--台灣」之象徵形式的競爭，而正當性的動態即可在競爭中掌握；最後，龍應台想像中國及台灣的方式，也依序有改革的、反思的，及基進等不同的風格。然而，風格不同，對自由的重視卻一樣。只是對自由的理解，是從強調政治自由的道德視域，逐漸向著重視經濟自由的道德視域轉變。
何以在金門，自1996年的總統大選投票裡，一方面藍營候選人有絕對性的得票率，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對綠營的候選人會有「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的現象，也就是一旦綠營在全國的得票率上昇之際，其在金門的... more 何以在金門，自1996年的總統大選投票裡，一方面藍營候選人有絕對性的得票率，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對綠營的候選人會有「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的現象，也就是一旦綠營在全國的得票率上昇之際，其在金門的得票增加率還較全國平均為高。相反的，當其在全國的得票率下降之際，其在金門的得票率下降的幅度，還較全國為大?又是什麼原因，會使得金門在冷戰期間，是反共的最前線，卻在解除戰地之後，李炷烽縣長會提出「一國兩制芻議」的主張，成為支持中共政府的急先鋒?本文將以「受傷認同」的概念，解釋這兩個政治態度上高彈性的現象。筆者首先將指出，雖然對於「自由」與「平等」等現代價值的追求，而使得所有現代認同都是種「受傷認同」；其次，藉由歷史上「中心—邊陲」之關係的說明，本文將指出金門具有挑戰中心的能力，但卻是個一直受制於中心的邊陲，而受傷更深。這使得它除了表現出對於環境變遷的敏感，而表現出高彈性的政治態度之外，同時在民主自由的情境裡，還可提出一種不同於政治中心的道德敘事—即「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這不僅解釋了藍營在金門得到壓倒性支持率的原因，也說明了「一國兩制芻議」中對於經濟發展的強調。
Drafts by Ming-Feng Liu
摘要
情感是近年來社會文化研究的領域裡，經常提到的概念，並出現了所謂「情感的轉向」。然而，就目前對於情感的研究來說，主要的問題是在於方法論的層次上如何理解情感，並予以測量。此間，情感經常被認為是... more 摘要
情感是近年來社會文化研究的領域裡，經常提到的概念，並出現了所謂「情感的轉向」。然而，就目前對於情感的研究來說，主要的問題是在於方法論的層次上如何理解情感，並予以測量。此間，情感經常被認為是短暫的、沒有清楚規則及內涵不明，故而不利於知識的累積，而證成其對社會科學的貢獻。本文認為，造成此一困境的原因並不在情感本身，而在於現代社會科學之主流典範對科學的理解方式，是基於理性背後的「邏格斯」(logos)傳統，它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並因其而使得理性與情感對立，造成現代科學對情感的理解出現了如上的特質。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了情感模式的概念，它首先可分成二元及三角模式兩種理念型。前者在「我群—他者」之間形成，後者則在二元之外與之上，再加入真理、上帝、自然法與依法而治，乃至於經驗、利益及客觀事實等的概念而成。如此一來，不僅能與西方及其現代性結合，也得以在反思之際，對比出非西方及後現代性的可能樣態；其次，這組概念是從存有論的層次上入手，不單單能藉著「模式」的概念而解決情感研究在方法論層次上的困難，情感的概念也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是它的基礎；最後，筆者即以韋伯的理性化及其正當性理念型為例，示範情感模式之解釋力與理論意涵。
關鍵字：理性、邏格斯、情感模式、(後)現代性、社會文化理論
摘要
僑刊是作為僑鄉與海外僑民連絡的刊物，因此它具有較水客與民信局更明顯的公共性，而且在流通之際，還記錄了近現代華僑網絡與社會變遷的內涵與狀態。因此，本文從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說明一個具有僑鄉性... more 摘要
僑刊是作為僑鄉與海外僑民連絡的刊物，因此它具有較水客與民信局更明顯的公共性，而且在流通之際，還記錄了近現代華僑網絡與社會變遷的內涵與狀態。因此，本文從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說明一個具有僑鄉性質地以「金門」為單位之「想像共同體」的形成。研究以1928年創刊至1949年停刊的《顯影》作為研究的對象，討論原本就只是以薛氏的珠山聚落為基地而編輯、出版的宗族鄉訊，如何逐漸表現出以金門為單位之「想像共同體」的轉變過程。文章首先指出，在宗族社會的脈絡下，並不必然會發展出跨宗族的金門認同，因為其中不僅存在著諸多糾紛，甚至還有血腥械鬥所帶來的恩怨。有鑑於此，本文即以《顯影》為分析的對象，藉著此一僑刊中的內容及其流通，除了說明其發行海外而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形式，創造出「金門」的社群感之外，它帶有博物館氣質的豐富內容，不單單紀錄了跨宗族的社會生活，還經常表現了民間視野地與政府互動，而隨著時序地逐漸讓珠山的宗族想像，擴張成以金門為單位的「想像共同體」。其次，本文還會更具體地分析《顯影》的內容，指出時序中不僅以「金門」為單位的「我群意識」逐漸在互賴中益發清晰，而且有個對「金門」來說具有威脅的「他者」，在其原鄉，也在移居地裡受到強調，而這就解釋並再現了金門作為「想像共同體」的生成歷程。最後，本文回到理論層面，指出想像的共同體不必然以「國族」為單位，並且可由民間發動，因為它在現代文明歷程裡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而金門作為想像共同體的存在，則是個在跨國移民網絡中而被建構出來的地方性社群。
關鍵詞：想像的共同體、僑刊、金門、現代性、社會安全
在國際關係的霸權競爭裡，必然存在著道德層次上的理念論述，它不僅再現了行為者所在之社會位置，也表現了行為者與競爭者之間的差異。本文從文明歷程的角度出發，對國際關係中有關理念論述的霸權競爭，首先認為... more 在國際關係的霸權競爭裡，必然存在著道德層次上的理念論述，它不僅再現了行為者所在之社會位置，也表現了行為者與競爭者之間的差異。本文從文明歷程的角度出發，對國際關係中有關理念論述的霸權競爭，首先認為其間所具有的道德競爭，再現了論述者所在之社會位置的文明狀態；其次，就本文所討論的「大亞洲主義」來說，它所再現的正是中華帝國的前現代文明，與日本帝國的現代文明在東亞的霸權競爭。有鑑於此，文明歷程的理論在本文中的應用，包含了三個層次：第一，理解在中日競爭過程中，兩個文明的現代轉型；第二，分別表現了前現代與現代的中日文明，在區域霸權之競爭裡的文明圖象；第三，在具體對孫文之「大亞洲主義」的分析後，其中所體現之具體的中華文明的現代歷程，在理論層次上對於文明歷程之概念的補充與修正。本文首先指出，孫文的大亞洲主義仍然表現了種「發明的現代傳統」，它並不是客觀外在而封閉的傳統，而是參照了現代性而被發明的傳統；其次，孫文的大亞洲主義表現了中國與日本之間，在東亞的道德競爭，並也對比於日本的亞洲主義。於是，此間被發明的傳統，不單單出於「中國—日本」的對比，而且還與「王道—霸權」、「東方—西方」，及「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等隱喻之間換喻；最後，不同於西方的文明歷程表現了「自然高於人文」的氣質，及國家中心的立場，大亞洲主義裡帶了「人文高於自然」，並以文明與道德的概念超越國家中心。而且，在人文高於自然，及文明及道德高於國家的視野下，道德競爭成為其中的主題，並表現了特別的情感政治。
從正當性這個古典政治學的概念出發，再藉由後現代情境中經常提到的「多元現代性」來修正，這篇文章提出了「情感建構論」的視野來分析中日兩國在後冷戰時期裡，於東亞地區的霸權競爭。報告中分成兩個層面：在理... more 從正當性這個古典政治學的概念出發，再藉由後現代情境中經常提到的「多元現代性」來修正，這篇文章提出了「情感建構論」的視野來分析中日兩國在後冷戰時期裡，於東亞地區的霸權競爭。報告中分成兩個層面：在理論的層面上，本文將從形上學開始，提出一個不同於社會建構論的情感建構論。後者不只在技術上解決前者的難題，它還進一步指出了前者在科學上的困難：「後見之明」的證成模式，及西方中心論與國家中心論的問題。後兩個問題在全球化的時代裡，由於中國的崛起而特別明顯，其中的原因不單單是中國的崛起表現了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也因為就在中國崛起之際，出現了不同於「國家中心」的分析概念，像是「天下」或者是「文明」。不過，在「西方—中國」的對立，及「國家—天下/文明」的不同之間，很容易落入相對主義的困境，這不僅無助於科學上的知識累積，也很容易因為國族情感的衝撞，而在倫理上失去了溝通的可能性。「情感建構論」的核心，首先不僅認為存有上的安全感是研究的起點，而且人還是從道德關係中的「敵—我」來建立其存在感與行動的邏輯。於是，與社會建構論在形上層次上重大的差異也就在於，情感建構論將人放在關係中理解，從而表現了「具有生成性的主動性」(positivité génératrice)，即它一方面展現了特定關係之結構下的建構結果，但另一方面又具有建構力地試圖影響關係中的結構樣態；其次，情感建構論在知識論層次上清楚、自覺地參照了現代性，因而能演繹地藉由現代世界之基本的道德系統，來掌握文明歷程中的霸權競爭。如此一來，也就能解決社會建構論的證成方式中，出現的「後見之明」，及以「以研究者的理性，當作是行為者的理性」的問題。
在說明了「情感建構論」的架構之後，報告則在具體的層次上，應用在東亞地區的中日霸權競爭。文中首先從現代文明歷程指出，中日兩國在東亞的競爭，在「長時期」(long durée)有兩個特質：其一，以現代性為參照的道德系統逐漸成為界定霸權的判準；其二，兩者間存在著特別激烈的道德競爭。其次，在後冷戰的「形勢」(conjuncture)，中國的崛起不單單造成了在現代東亞區域中的「日本在上、中國在下」的道德階序出現了翻轉，而且也使得兩者各自所強調的道德視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長期以來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日本外交政策，轉而強調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即自由、平等與人權；相對的，中國則在長期地向西方世界要求國家的自由與平等之後，其外交政策中出現了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符號。最後，本報告則藉由幾個在後冷戰時期裡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交手的「事件」(événément)，展示此一「情感建構論」的方法論與研究策略—也就是參照著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及符號分析。本報告的貢獻，除了提出了「情感建構論」，來回應「社會建構論」的問題之外，還從文明歷程(civilization process)說明了東亞世界的「多元現代性」。藉此，一方面可以理解中日兩國之霸權競爭中，所再現之道德符號的「不同」，但另一方面，這些不同又同樣地源自於現代性。於是，不僅在科學上解決了社會建構論的諸多問題，還在倫理上創造了溝通與對話的可能性。
地權治理所表現的是土地之所有權在特定社會中具有正當性的「形態」(configuration)，其內容並不是規範意義的，而是延續著韋伯對正當性之意義的界定方式，而在經驗上是有效的。在2014年的地... more 地權治理所表現的是土地之所有權在特定社會中具有正當性的「形態」(configuration)，其內容並不是規範意義的，而是延續著韋伯對正當性之意義的界定方式，而在經驗上是有效的。在2014年的地方選舉中，前任金門縣長李沃士以非常懸殊，並令人意外的票數，敗給了現任縣長陳福海，而李沃士縣長任內大力推動的諸多BOT案，即是選舉期間備受批評的議題。是項政策裡，地方政府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其內容還明顯地傾向於資本家與財團，並大規模地影響了金門當地之地權的治理模式。本文首先採用了Karl Polanyi對於現代政經體制的分析，指出土地不僅是種現代世界裡的「虛構商品」，它還是「雙重運動」—即「自律性市場」的發展與「商品化」，及「社會保護」的運作與對「商品化」的反抗—的核心；其次，就金門的脈絡來說，它在1992年之前，由於戰地政務的運作及宗族社會的特質，使得土地之地權仍能相當程度地自外於市場的運作，表現了「宗族的社群性」或「國家的公共性」，而且社會保護的性質；但在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之後，不僅因為比鄰快速崛起的中國，及自2001年的小三通使得金門成為兩岸的中介，還因為諸多散佈海外的金門僑民，對土地相對淡薄的情感，而使得土地更容易商品化。如此看來，金門的地權治理並不是個特例，反而是更高張力地表現了現代世界之雙重運動的個案，並將可透過金門的個案，系統地理解全球化時代裡的土地治理議題與衝突。
Vu la fin de la guerre froide,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en Afrique se transforme. Au niveau des ac... more Vu la fin de la guerre froide,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en Afrique se transforme. Au niveau des acteurs étatiques qui y participent, les pays asiatiques ont pris la position des puissances européennes. Au niveau du politique, la stratégie militaire cède sa place à l’enje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C’est à partir de cette transition que sont nés les éléments essentiels de cette recherche : le Japon et la Chine qui sont les deux puissances gigantesques en Asie, leur politique en Afrique à l’époque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le soft power. En articulant ces mots-clés, cette recherche se donne tout pour but de comparer les politiques chinoise et japonaise en Afrique dans nos jours, ainsi que de répondre à une question importante dans la théori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savoir le rapport entre les politiques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s.
Book Reviews by Ming-Feng Liu
曾任東京三菱銀行駐巴黎副總裁，本書作者克洛德梅耶現任巴黎政治學院及巴黎第一大學的國際經濟學系的副教授，及國際經濟問題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而且，這本書也是由巴黎政治學院在2010 年所出版，因此... more 曾任東京三菱銀行駐巴黎副總裁，本書作者克洛德梅耶現任巴黎政治學院及巴黎第一大學的國際經濟學系的副教授，及國際經濟問題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而且，這本書也是由巴黎政治學院在2010 年所出版，因此不僅具有形式上的權威性，其內容上也涉及了當下東亞，甚至是今日國際社會的重要課題—即中國崛起之後，東亞的區域霸權競爭。於是，該書出版不久，即引起許多法國的重要媒體及研究單位的注意。在書的開始，作者將2008 年的北京奧運與2010 年的上海萬國博覽會，和1964 年的東京奧運及1970 年大阪的萬國博覽會相提並論，其目的不僅是藉著日本在戰後的崛起，來對比出中國在當下的國際地位，還隱約地呈現了作者的歷史比較方法論—此即作者舖陳該書的架構—也就是一個略帶有線性發展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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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by Ming-Feng Liu
以非常懸殊且與選前預測完全相反的結果未能連任，過去經常用來解釋金
門選舉的宗族動員模式也失效了。對於此一現象，本文以選戰期間具關鍵
性地位的BOT案爭議為研究對象，除了解釋何以短時間內選情翻盤，也
提出了分析人與土地之間情感的架構：首先透過牟斯的三方交換模型，在
「社會—政治—自然」間的關係裡解釋土地對於社群安全感之生成的重要
性；其次，再發展出人對土地的兩種情感模式的理念型，即「我群—他
者」的二元模式，與在兩者之外再加上個具權威又能生成信任之第三角的
三角模式，並發展了人對土地之態度的四種理念型：鄉愁、族產、公共空
間，與商品；接著，配合金門社會強調經濟的慣習，再提出「道德經濟—
市場經濟」的對比作為分析架構，並在具體層面上指出民主轉型與戰地政
務的解除，使得「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逐漸生成。據此，即指出了
反BOT案的運動，與反國民黨與李沃士陣營結合，其中有的從政治道德所
衍生的公共空間來批評BOT案，也有從「道德經濟／在地性—市場經濟／
非在地性」的隱喻裡，以族產的符號來挑戰BOT案，並在選前最後階段翻
轉了選情。此一事件再現了民主轉型過程中所生成的「以政治為中心之道
德視域」，逐漸發展出人們對公共性的興趣，並建構了行政機構的「系統性信任」，它使得當地民眾對「道德經濟」裡的「社群」想像，逐漸由
血緣上宗族轉化為地緣上的行政單位，也就是金門。換句話說，此一系
統性信任的發展，不僅使得金門人的情感模式從二元向著三角轉化，也
解釋了宗族動員逐漸失去效力的原因。
年代之後，以之作為正當化的論述？就上述的問題，本文認為國際政經結構的改變，促使人民行動黨根據先前已經逐漸鬆動、位移的價值階序—「維多利亞價值」 v.s.「儒家價值」—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以往之「西方vs.亞洲」的架構，而「亞洲價值」也隨之出現。於是，「亞洲」首先是一套對比於「西方」而存在的價值體系；其次，自1970 年代之後，隨著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亞洲」這
符號也跟著涵養了正恩的意義；最後，1980 年代開始，由於國際社會對民主化的關注，沒有政治轉型的新加坡，遂自「亞洲價值」的論述裡，進一步提出了「亞洲式民主」。如此一來，不僅緩和了民主的要求，也可以在全球化的時代裡，繼續其發展主義的政策，藉以提高政權的正當性。
Drafts by Ming-Feng Liu
情感是近年來社會文化研究的領域裡，經常提到的概念，並出現了所謂「情感的轉向」。然而，就目前對於情感的研究來說，主要的問題是在於方法論的層次上如何理解情感，並予以測量。此間，情感經常被認為是短暫的、沒有清楚規則及內涵不明，故而不利於知識的累積，而證成其對社會科學的貢獻。本文認為，造成此一困境的原因並不在情感本身，而在於現代社會科學之主流典範對科學的理解方式，是基於理性背後的「邏格斯」(logos)傳統，它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並因其而使得理性與情感對立，造成現代科學對情感的理解出現了如上的特質。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了情感模式的概念，它首先可分成二元及三角模式兩種理念型。前者在「我群—他者」之間形成，後者則在二元之外與之上，再加入真理、上帝、自然法與依法而治，乃至於經驗、利益及客觀事實等的概念而成。如此一來，不僅能與西方及其現代性結合，也得以在反思之際，對比出非西方及後現代性的可能樣態；其次，這組概念是從存有論的層次上入手，不單單能藉著「模式」的概念而解決情感研究在方法論層次上的困難，情感的概念也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是它的基礎；最後，筆者即以韋伯的理性化及其正當性理念型為例，示範情感模式之解釋力與理論意涵。
關鍵字：理性、邏格斯、情感模式、(後)現代性、社會文化理論
僑刊是作為僑鄉與海外僑民連絡的刊物，因此它具有較水客與民信局更明顯的公共性，而且在流通之際，還記錄了近現代華僑網絡與社會變遷的內涵與狀態。因此，本文從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說明一個具有僑鄉性質地以「金門」為單位之「想像共同體」的形成。研究以1928年創刊至1949年停刊的《顯影》作為研究的對象，討論原本就只是以薛氏的珠山聚落為基地而編輯、出版的宗族鄉訊，如何逐漸表現出以金門為單位之「想像共同體」的轉變過程。文章首先指出，在宗族社會的脈絡下，並不必然會發展出跨宗族的金門認同，因為其中不僅存在著諸多糾紛，甚至還有血腥械鬥所帶來的恩怨。有鑑於此，本文即以《顯影》為分析的對象，藉著此一僑刊中的內容及其流通，除了說明其發行海外而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形式，創造出「金門」的社群感之外，它帶有博物館氣質的豐富內容，不單單紀錄了跨宗族的社會生活，還經常表現了民間視野地與政府互動，而隨著時序地逐漸讓珠山的宗族想像，擴張成以金門為單位的「想像共同體」。其次，本文還會更具體地分析《顯影》的內容，指出時序中不僅以「金門」為單位的「我群意識」逐漸在互賴中益發清晰，而且有個對「金門」來說具有威脅的「他者」，在其原鄉，也在移居地裡受到強調，而這就解釋並再現了金門作為「想像共同體」的生成歷程。最後，本文回到理論層面，指出想像的共同體不必然以「國族」為單位，並且可由民間發動，因為它在現代文明歷程裡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而金門作為想像共同體的存在，則是個在跨國移民網絡中而被建構出來的地方性社群。
關鍵詞：想像的共同體、僑刊、金門、現代性、社會安全
在說明了「情感建構論」的架構之後，報告則在具體的層次上，應用在東亞地區的中日霸權競爭。文中首先從現代文明歷程指出，中日兩國在東亞的競爭，在「長時期」(long durée)有兩個特質：其一，以現代性為參照的道德系統逐漸成為界定霸權的判準；其二，兩者間存在著特別激烈的道德競爭。其次，在後冷戰的「形勢」(conjuncture)，中國的崛起不單單造成了在現代東亞區域中的「日本在上、中國在下」的道德階序出現了翻轉，而且也使得兩者各自所強調的道德視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長期以來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日本外交政策，轉而強調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即自由、平等與人權；相對的，中國則在長期地向西方世界要求國家的自由與平等之後，其外交政策中出現了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符號。最後，本報告則藉由幾個在後冷戰時期裡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交手的「事件」(événément)，展示此一「情感建構論」的方法論與研究策略—也就是參照著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及符號分析。本報告的貢獻，除了提出了「情感建構論」，來回應「社會建構論」的問題之外，還從文明歷程(civilization process)說明了東亞世界的「多元現代性」。藉此，一方面可以理解中日兩國之霸權競爭中，所再現之道德符號的「不同」，但另一方面，這些不同又同樣地源自於現代性。於是，不僅在科學上解決了社會建構論的諸多問題，還在倫理上創造了溝通與對話的可能性。
Book Reviews by Ming-Feng Liu
以非常懸殊且與選前預測完全相反的結果未能連任，過去經常用來解釋金
門選舉的宗族動員模式也失效了。對於此一現象，本文以選戰期間具關鍵
性地位的BOT案爭議為研究對象，除了解釋何以短時間內選情翻盤，也
提出了分析人與土地之間情感的架構：首先透過牟斯的三方交換模型，在
「社會—政治—自然」間的關係裡解釋土地對於社群安全感之生成的重要
性；其次，再發展出人對土地的兩種情感模式的理念型，即「我群—他
者」的二元模式，與在兩者之外再加上個具權威又能生成信任之第三角的
三角模式，並發展了人對土地之態度的四種理念型：鄉愁、族產、公共空
間，與商品；接著，配合金門社會強調經濟的慣習，再提出「道德經濟—
市場經濟」的對比作為分析架構，並在具體層面上指出民主轉型與戰地政
務的解除，使得「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逐漸生成。據此，即指出了
反BOT案的運動，與反國民黨與李沃士陣營結合，其中有的從政治道德所
衍生的公共空間來批評BOT案，也有從「道德經濟／在地性—市場經濟／
非在地性」的隱喻裡，以族產的符號來挑戰BOT案，並在選前最後階段翻
轉了選情。此一事件再現了民主轉型過程中所生成的「以政治為中心之道
德視域」，逐漸發展出人們對公共性的興趣，並建構了行政機構的「系統性信任」，它使得當地民眾對「道德經濟」裡的「社群」想像，逐漸由
血緣上宗族轉化為地緣上的行政單位，也就是金門。換句話說，此一系
統性信任的發展，不僅使得金門人的情感模式從二元向著三角轉化，也
解釋了宗族動員逐漸失去效力的原因。
年代之後，以之作為正當化的論述？就上述的問題，本文認為國際政經結構的改變，促使人民行動黨根據先前已經逐漸鬆動、位移的價值階序—「維多利亞價值」 v.s.「儒家價值」—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以往之「西方vs.亞洲」的架構，而「亞洲價值」也隨之出現。於是，「亞洲」首先是一套對比於「西方」而存在的價值體系；其次，自1970 年代之後，隨著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亞洲」這
符號也跟著涵養了正恩的意義；最後，1980 年代開始，由於國際社會對民主化的關注，沒有政治轉型的新加坡，遂自「亞洲價值」的論述裡，進一步提出了「亞洲式民主」。如此一來，不僅緩和了民主的要求，也可以在全球化的時代裡，繼續其發展主義的政策，藉以提高政權的正當性。
情感是近年來社會文化研究的領域裡，經常提到的概念，並出現了所謂「情感的轉向」。然而，就目前對於情感的研究來說，主要的問題是在於方法論的層次上如何理解情感，並予以測量。此間，情感經常被認為是短暫的、沒有清楚規則及內涵不明，故而不利於知識的累積，而證成其對社會科學的貢獻。本文認為，造成此一困境的原因並不在情感本身，而在於現代社會科學之主流典範對科學的理解方式，是基於理性背後的「邏格斯」(logos)傳統，它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並因其而使得理性與情感對立，造成現代科學對情感的理解出現了如上的特質。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了情感模式的概念，它首先可分成二元及三角模式兩種理念型。前者在「我群—他者」之間形成，後者則在二元之外與之上，再加入真理、上帝、自然法與依法而治，乃至於經驗、利益及客觀事實等的概念而成。如此一來，不僅能與西方及其現代性結合，也得以在反思之際，對比出非西方及後現代性的可能樣態；其次，這組概念是從存有論的層次上入手，不單單能藉著「模式」的概念而解決情感研究在方法論層次上的困難，情感的概念也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是它的基礎；最後，筆者即以韋伯的理性化及其正當性理念型為例，示範情感模式之解釋力與理論意涵。
關鍵字：理性、邏格斯、情感模式、(後)現代性、社會文化理論
僑刊是作為僑鄉與海外僑民連絡的刊物，因此它具有較水客與民信局更明顯的公共性，而且在流通之際，還記錄了近現代華僑網絡與社會變遷的內涵與狀態。因此，本文從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說明一個具有僑鄉性質地以「金門」為單位之「想像共同體」的形成。研究以1928年創刊至1949年停刊的《顯影》作為研究的對象，討論原本就只是以薛氏的珠山聚落為基地而編輯、出版的宗族鄉訊，如何逐漸表現出以金門為單位之「想像共同體」的轉變過程。文章首先指出，在宗族社會的脈絡下，並不必然會發展出跨宗族的金門認同，因為其中不僅存在著諸多糾紛，甚至還有血腥械鬥所帶來的恩怨。有鑑於此，本文即以《顯影》為分析的對象，藉著此一僑刊中的內容及其流通，除了說明其發行海外而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形式，創造出「金門」的社群感之外，它帶有博物館氣質的豐富內容，不單單紀錄了跨宗族的社會生活，還經常表現了民間視野地與政府互動，而隨著時序地逐漸讓珠山的宗族想像，擴張成以金門為單位的「想像共同體」。其次，本文還會更具體地分析《顯影》的內容，指出時序中不僅以「金門」為單位的「我群意識」逐漸在互賴中益發清晰，而且有個對「金門」來說具有威脅的「他者」，在其原鄉，也在移居地裡受到強調，而這就解釋並再現了金門作為「想像共同體」的生成歷程。最後，本文回到理論層面，指出想像的共同體不必然以「國族」為單位，並且可由民間發動，因為它在現代文明歷程裡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而金門作為想像共同體的存在，則是個在跨國移民網絡中而被建構出來的地方性社群。
關鍵詞：想像的共同體、僑刊、金門、現代性、社會安全
在說明了「情感建構論」的架構之後，報告則在具體的層次上，應用在東亞地區的中日霸權競爭。文中首先從現代文明歷程指出，中日兩國在東亞的競爭，在「長時期」(long durée)有兩個特質：其一，以現代性為參照的道德系統逐漸成為界定霸權的判準；其二，兩者間存在著特別激烈的道德競爭。其次，在後冷戰的「形勢」(conjuncture)，中國的崛起不單單造成了在現代東亞區域中的「日本在上、中國在下」的道德階序出現了翻轉，而且也使得兩者各自所強調的道德視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長期以來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日本外交政策，轉而強調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即自由、平等與人權；相對的，中國則在長期地向西方世界要求國家的自由與平等之後，其外交政策中出現了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符號。最後，本報告則藉由幾個在後冷戰時期裡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交手的「事件」(événément)，展示此一「情感建構論」的方法論與研究策略—也就是參照著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及符號分析。本報告的貢獻，除了提出了「情感建構論」，來回應「社會建構論」的問題之外，還從文明歷程(civilization process)說明了東亞世界的「多元現代性」。藉此，一方面可以理解中日兩國之霸權競爭中，所再現之道德符號的「不同」，但另一方面，這些不同又同樣地源自於現代性。於是，不僅在科學上解決了社會建構論的諸多問題，還在倫理上創造了溝通與對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