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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增長以及近年來內部經濟與產業轉型之需求，中國大陸一方面正處於國際政經實力大幅提升的狀態、另一方面，在經濟轉型與成長趨勢放緩的背景下，存在著產量過剩等轉型所帶來的問題。中國大陸在考量國際政經情勢與地緣政治之需求和內部產業轉型等多項因素的考量下，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相繼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之「一帶一路」倡議，一方面作為其國際戰略方向、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此一倡議解決中國大陸當前所面對之經濟轉型需求。臺灣方面，隨著2016年再次政黨輪替，民進黨蔡英文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而此為民進黨政府上台後重要之對外政策規劃。新南向政策目標國除了東協10國外，尚包括南亞之印度、斯里蘭卡、不丹、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及澳洲和紐西蘭共18國。不同於前幾次之南向政策，此次新南向政策重點在於透過「以人為本」之主體進行政策擘劃。順此，本文的目的在於比較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和臺灣新南向政策之政策內容與當前之執行成效、另外，本文亦奠基於當前雙邊政策執行之狀態和成果，藉以探討未來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與臺灣新南向政策所可能面臨的機會和挑戰。

In 2017, Taiwanese government started to implement New Southbound Policy. For this policy,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and exchange of skilled people, or " talent, " between Taiwan and the southbound countries (NSPC) is the most important purpose. Notably, current data revealed that students of NSPC are more likely to study abroad in Taiwan; moreo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is phenomenon called as " Global South to Global North " , which means the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tudy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compared to students of NSPC,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n NSPC is relatively less. To our understanding, no studies have explored what the causes for the above are. Therefore, this is a pioneer study to explore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tudent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ward studying abroa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when Taiwanese students consider studying abroad to NSPC (except for Singapor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mixed methods design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147 Taiwanese students accep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8 Taiwanese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are main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Taiwanese students when considering studying abroad to NSPC: academic, economic, and personal factor. Moreover, the results also echoe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hich means the above three factors will be considered by students rationally, thereby influencing their decision-making on studying abroad. Furthermore, thre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promoting Taiwanese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in new southbound countries: first, Taiwanese government could assist public to broad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untries; second, Taiwanese government could provide students more necessary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prominent academic subject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se countries, thereby helping them make decision on studying abroad in NSPC. Third, Taiwanese government could create more work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se Taiwanese students who graduate from NSPC.

在解釋臺灣與韓國經濟和產業發展的眾多理論當中，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的觀點一直扮演著重要地角色。從發展型國家的觀點來看，臺韓經濟和產業得以成長與發展很大的原因在於國家及政府在此過程中扮演著積極且適切的角色。從臺韓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經驗來看，國家確實有扶植部分產業成功的案例，例如在臺韓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之發展經驗中，國家政策工具的支持與協助成為解釋該產業得以獲致成功很重要的因素。這種透過國家扶植與支持並獲得成功發展之產業，一般將其定義為由國家選取之國家冠軍(National Champions)產業；然而，發展型國家之理論觀點事實上僅解釋了臺韓經濟和產業發展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的發展經驗則是奠基在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之上。一般而言，與被國家選取和支持的產業類別相較，這些中小企業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當中並未獲得政府太多的支持與關注，然而其卻可以在國際市場上佔有高比例的佔有率並得以在其所專精之領域中擁有高度的產業競爭力。對此，本文運用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s)的觀點，檢視臺灣和韓國中小企業發展成為全球隱形冠軍產業/企業的經驗與機制為何。臺灣方面，本文選擇遊艇產業為例，探索臺灣遊艇產業是如何成功度過1990年代後之產業轉型困境並成功地維持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並使得臺灣遊艇產業得以在近年來名列世界第四名。而韓國方面則透過文獻檢閱與梳理的方式，比較韓國隱形冠軍企業和一般中小企業發展經驗的異同，期以理解韓國隱形冠軍產業/企業在發展上有別於一般中小企業的特質與產業發展經驗。

近年來，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僅實質影響著兩岸關係的互動與發展，亦成為選舉期間各政黨相互競逐的議題場域。但事實上，1992年兩岸香港會談並未以九二共識此一名詞來說明當年的會議結論，此一名稱是到了2000年4月時才被前陸委會主委蘇起所創造。順此，本文欲回答的主要研究問題為：九二共識是如何從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政策新名詞，逐漸地獲取合法性與制度化功能？以及如何成為2008年後成為馬英九政府兩岸關係政策之政治基礎？以及，吾人該如何解釋九二共識之論述與制度化機制過程？本文以制度主義的觀點依序梳理了傳統新制度主義的觀點，以及在這些觀點下所進行之兩岸關係與九二共識研究成果，並指出既有之傳統新制度主義理論在研究成果上所面臨的困難。順此，為了彌充傳統新制度主義理論的不足，本文運用論述制度論（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為分析架構，藉以說明九二共識的變遷與延續問題。本文研究發現，九二共識發展至今至少經過三階段的論述與制度化互動過程，包括：(1)2000至2005年「九二共識論述與制度建構期」、(2)2005至2008年「九二共識論述與制度擴散期」、(3)2008至2016年「九二共識制度化與路徑依賴期」。每一個階段中，政策行動者皆運用不同的論述策略，使九二共識的制度化成效在不同階段中有著不同特質之展現。

臺灣許多農村農業皆面臨發展與轉型的挑戰，本文以高雄美濃為案例，藉以說明何以美濃在面對龐大地產業轉型壓力下，成功推動農村與農業轉型。本文研究認為，美濃農村與農業成功轉型的機制在於「農會為關鍵行動者下，農會組織之雙重角色與其所富含的社會資本促進農業轉型」。但事實上，農會組織的雙重角色與農村社會資本，其他大多數的臺灣農村也擁有；但美濃成功地將1990年代與2000年代所面臨的兩波轉型壓力，轉化成對於家鄉/土地/環境認同的「美濃意識」和「家園意識」。透過建立社區與居民共同的價值、目標以及對於家鄉環境的願景，在社會資本的潤滑下，讓美濃農村農業轉型之工作事半功倍。

近年來有關於臺灣博士相關議題的討論圍繞在博士班擴張太快、博士生畢
業人數過多、博士畢業後就業不易以及博士班培育等議題。對此，臺灣社會輿論針對本土博士培育、價值與就業狀況等議題有了許多討論。本文以兩位作者同時擁有就讀於國內與國外博士班的經驗為基礎，藉以比較臺灣博士之培育以及兩位作者之留學國比利時之博士培育機制進行經驗的分享與比較。另外，本文並不想要落入到土洋博士孰優孰劣的論戰中、相反地，作者們希冀透過本身同時在國內與國外攻讀博士與求學經驗之比較與分享，藉以提供更寬廣的視野來理解本土與海外學習經歷所帶來之啟示與意涵。

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以689萬餘票，當選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回顧蔡英文參與的2012與2016年兩次總統大選，兩岸關係議題都扮演著關鍵角色。順此，本研究的目的即是希望了解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之看法是否有所改變?若有改變，如何改變?為了回應本文之研究旨趣，因此研究者透過在蔡英文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期間有關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新聞稿，進行逐一且詳盡地閱讀，透過檔案閱
讀進行論述分析，藉以對於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有初步瞭解。另外，本文輔以導入文字探勘(Text-Mining)的使用，更細緻地去看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之論述特性。本研究發現，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於2011年和2015年出現兩次論述主軸轉向：2011年蔡英文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主軸從政治類關鍵詞議題，轉轉向以經貿類關鍵詞議題為論述主軸。基於2011年的論述轉向，蔡英文於2012年總統大選時對於兩岸經貿議題就已出現較為開放的政治立場轉變。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的第二次轉向為2015年，該年度蔡英文之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主軸從國內議題轉變成國際議題為論述主軸；對此，也奠定了蔡英文於2016年總統大選對於九二共識以及其他事涉兩岸關係政治議題之立場與態度之轉變。

證券交易所得稅在臺灣的賦稅史上共歷經了四次課徵與停徵的經驗，而上一次證所稅創建與廢除則是發生在前總統馬英九執政之2012至2015年間。對此，本文運用Vivien Schmidt論述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進行分析，藉以探討最近一次證券交易所得稅制度變遷當中行動者、理念、論述三者之間互動的關係以及制度變遷的結果。透過檔案分析法與追蹤證所稅制度變遷過程中，不同政治行動者理念與論述的策略性運用。本文研究發現，證所稅在2012至2015年間從制度創設到廢除共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論述與制度變遷時期，分別為:（一）2012年「證所稅之理念、論述與制度建構期」、（二）2013－2014年底「證所稅之論述與制度修正期」與（三）2015年的「證所稅之制度廢止期」。在這三個論述與制度變遷時期當中，不同的政治行動者試圖運用不一樣的理念與論述策略試圖影響並引導制度的發展方向。而證所稅制度變遷的結果就如同Streeck & Thelen所言是一個制度耗盡（exhaustion）的過程，立法委員透過修法的一塊塊地將原本證所稅的制度內涵加以消耗和解構，使得原本的制度逐漸地失去功能，最終導致該制度被廢除與耗盡結果。而這樣的制度改革結果也使得部分民眾對於馬前政府追求稅制改革和社會正義以及證所稅所能帶來之量能課稅政策目標的期待也一併耗盡。然而，證所稅制度改革的結果亦在社會上產生了兩種不一樣的看法，對此研究者也將會在本文中進一步地針對兩種不同的觀點進行梳理，藉以一方面呈現不同觀點對於證所稅制度的看法、另一方面，也藉此展現制度改革過程與意義的多元性和複雜性。

臺灣與韓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常將臺韓劃歸為發展型國家的類型，這類型國家經濟發展特色即為國家和政府扮演著積極且重要的角色。然而，本文從臺韓發展型國家的背景出發，並進一步地回答一個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尚未被系統性研究的問題，為什麼同樣是國家所欲極力扶植之大型造船業，臺韓兩國的產業發展經驗卻如此的不同。對此，本文在發展型國家的理論基礎上，應用了比較政治經濟學中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理論觀點，除了探討臺韓兩國政府在大型造船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外，亦納入了臺韓另外兩個重要之政治經濟因素「產業結構」和「企業經營策略」進行討論。本文研究發現，雖然臺灣政府在1970年代將推展大型造船業納入十大建設與策略性產業推動計畫中，但政府產業政策介入成效不佳且未能有效地凝聚不同政府機關對於造船業發展的共同目標使得相關政策推行不具備誘因。另外，由於中船規模較小且長期以來之公營事業身分，限制了其於國際市場之拓展與競爭能力。相反地，韓國於朴正熙政府將大型造船業納入其重化工計畫後，透過1970年代以政府、銀行與財閥間所建立之韓國有限公司模式（Korea Inc.），有效地貫徹相關造船產業政策；另外，由財閥經營的大型造船產業，在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展現了其在經營規模和速度上的競爭優勢並據此逐漸地拉開了1990年代後臺韓之間的差距。

超級多樣性可謂是近十年來歐洲社會科學與移民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概念之一。根據超級多樣性理論概念提出者Steven Vertovec的定義，所謂的超級多樣性意旨為：隨著大量國際移民與非本地出生人口移入的情況下，所造成不同地區人口組成與結構之改變，以及奠基於此人口結構與特徵改變下所產生的各種挑戰與新興之公共、社會相關研究議題。另外，截至2018年為止，已有超過300多篇的英文期刊論文運用此一概念進行國際遷徙、移民研究與城市人口議題等相關領域的探討。然而，面對此一理論概念在歐洲和英文學術發表的快速發展；相對下，中文期刊方面針對此一理論概念的系統性梳理與討論則較為缺乏，另外，到目前為止，針對超級多樣性理論概念所進行的探討在臺灣則尚未可見。為了補足上述研究之不足，研究者欲透過此一研究紀要，系統性地梳理超級多樣性之理論概念並探討其所開展的相關研究議題。研究者亦會進一步地針對歐洲超級多樣性社會發展可能對於當前社會科學和移民研究領域之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所產生的啟示與挑戰進行系統性的梳理與討論。研究者期待透過本文之研究紀要，提供中文讀者對於此一理論概念的認識，亦提供未來相關研究參考之基礎。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至今超過 60 餘年，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以來，我國螺絲帽產業在國際市場上擁有高度競爭力，並持續維持強大的出口 能量。從 2014 年開始，該產業的年產值皆超過 1,200 億新臺幣，其中八成的 螺絲帽（扣件）產品出口至美國和歐盟等主要消費市場、僅約兩成的比例提供 內需市場，且近年來臺灣出口之螺絲帽（扣件）產品之市占率在美國和歐盟市 場已名列第一，由此可看出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之出口導向性質。也由於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主要是以外銷為導向，因此國際主要消費市場對於螺 絲帽（扣件）產品的需求與相關規定若發生改變時，即會大大地影響到臺灣螺 絲帽產業之發展方向。而國際市場的轉變對於螺絲帽（扣件）產品之需求與規 則的改變，相繼地發生在 1990 年以後，致使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不得不 更積極地發展出產業轉型的策略，來因應國際市場需求和後進國家等產業發展 與轉型因素的挑戰。對此，本文研究發現，當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在 1990 年代面臨轉型挑戰時，所採取的轉型策略是以個別企業為單位之「客製化原則 的產品創新」和「非標準化及自主性的製程創新」等策略以因應當時的轉型挑 戰。然而，這種奠基於個別企業所發展出來的創新策略，在面對 2000 年以後 中國大陸等後進國家之挑戰時，則顯得有所不足；對此，本文亦發現 2000 年 後政府在螺絲帽（扣件）產業的發展中，扮演著更加積極的角色，包括透過號 召廠商籌組產業聯盟或透過不同的產業政策來輔導螺絲帽（扣件）廠商，希冀 進一步促進臺灣的螺絲帽（扣件）產業持續往高值化的目標邁進。另外，本文 也將進一步地針對最新之智慧生產和工業 4.0 之產業發展趨勢，又會如何具體 地對於臺灣之螺絲帽（扣件）產業產生什麼樣的機會與挑戰進行討論。

本文運用網路民族誌為方法，藉以回答社群網站的使用經驗對於使用者社會資本的獲取和累積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本文發現比利時臺灣移民臉書社群網站使用經驗，對於獲取橋接型與黏結型社會資本有所幫助。在橋接型社會資本方面，臉書社群網站的使用經驗，有助於比利時臺灣移民獲取和移民生活有關的相關資訊，另外，亦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有使用臉書社群網站來認識新朋友與人際關係的經驗；然而，在此項使用行為方面，則有著性別使用上的差異。在黏結型社會資本方面，多數的臺灣移民透過和母國親友的溝通和互動，獲得了情感的支持和慰藉。而本文也發現，虛擬社群的規模大小與人數多寡，會進一步地影響到使用者獲得情感支持和社會資本造成不一樣地影響。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截至目前為止共經歷過 3 次重 大的生產方式變革。第一次生產方式的改變是因為 18 世紀後期時依著 蒸汽機的發明而來，在瓦特兄弟成功地發明了蒸氣機後，很大程度地 改變了當時人們進行經濟生產與勞動投入的情形。在蒸汽機被發明之 前，人們多仰賴手工的方式進行產品的生產，但這樣的生產方式卻有 著品質良莠不齊、生產成本高、且所能生產之數量有限等限制；然而， 蒸汽機的發明，很大程度地改善了上述的生產限制，也促進了生產環 境的機械化。而生產機械化的結果，亦促使了許多城市在當時逐漸地 從農業城市轉變成工商業城市，其中當時著名的工業化城市包括英國 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雪菲爾(Sheffield)、利物浦(Liverpool) 與伯明翰(Birmingham)等。而當時由於大量的生產機具加入到生產

1990年代後，隨著電腦科技與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相關科技的導入，亦深刻地影響當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其中，伴隨著數位科技的使用，國際間於1990年代後各國開始積極推動數位典藏計畫，而臺灣方面也在2000年後投入相關工作。在各國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動下，讓過去以紙本方式儲存的大量歷史文件與政府檔案，得以透過數位技術的使用，轉變成以數位資料形式儲存。由於檔案與文件格式的改變，數位時代下興起了一股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新趨勢，其中數位人文研究在這股浪潮中發展快速。本文的研究目的，透過梳理數位人文研究近年來於臺灣的發展與相關研究成果。一方面能更加瞭解此一新興學術研究領域之發展、另一方面，也嘗試從既有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者參與數位人文研究之經驗，反思數位技術對於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可能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近來台商是否回臺投資、投資金額多寡、投資金額如何而來以及台商回臺投資後，對於臺灣整體之政治經濟體質以及產業鏈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等議題，在在都成為了2020年總統大選各政黨攻防的焦點；執政黨以台商回臺投資金額超過8,000億作為其拚經濟的政績宣傳重點、而在野黨則以境外資金匯回金額有限等作為攻防依據。對此，本文的目的在於系統性地檢視過去數十年間台商往返於兩岸進行投資的情況進行梳理，並進一步探討當前台商回臺投資的情形，以及其可能對於臺灣經濟體質、產業發展與轉型、以及在整個美中貿易衝突下對於臺灣的政治經濟意涵進行討論。